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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

内容摘要:与诔文尚应记述逝者生平事迹不同,祭文重在抒写哀痛之情,故正合乎梁启超所谓“情感之文”。《清华文艺》明确地在“诗歌”栏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这当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愿。梁启超的夫人李端蕙(蕙仙)1924年 9月 13日病逝,次年10月 3日下葬于香山卧佛寺东边的梁家墓园。《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分段解说《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既为梁启超如此动情用心,结撰成篇,疏证其间的本事,以明了作者的心意,自是我辈后人应尽之责。实则,检索《梁启超年谱长编》,可知李夫人与王桂荃总共生有五女九子:上述三人外,产自王夫人的尚有次子(大排行为三子)思永(1904—。

关键词:梁启超;祭文;任公;情感;之文;清华;韵文;夫人葬毕告墓文;文艺;亡妻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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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诔文尚应记述逝者生平事迹不同,祭文重在抒写哀痛之情,故正合乎梁启超所谓“情感之文”。而配上韵律,又能够加强情感的激荡,祭文之多出以韵语,道理在此。梁启超只不过进一步析离了“韵文”中所包含的文与诗,并有意跨越其间的边界,径直将这篇用韵的祭文写成了分行的诗歌。《清华文艺》明确地在“诗歌”栏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这当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愿。于此,我们也真切地见识到情感打破文体边界的伟力。

  梁启超的夫人李端蕙(蕙仙)1924年9月13日病逝,次年10月3日下葬于香山卧佛寺东边的梁家墓园。梁启超率时在国内的五位子女并第二夫人王桂荃以及亲友一百五六十人,于上午七点半起,在墓前举行了庄重的葬礼。仪式中一项重要的节目,即是由梁启超宣读祭文。这篇随后以《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为题发表的梁作,被其自许为“我一生好文章之一”(10月3日《与思顺、思成、思永、思庄书》)。笔者先前已对此文十分关注,在《梁启超墓园的故事》与《梁启超的文类概念辨析》二文中有所涉及。近日又在嘉德拍卖公司有幸获见原稿,愈发勾起深入探究的兴趣。

  告墓文的撰写经过与文类辨析

  按照梁启超1925年9月29日写给梁思顺等四位子女的信中所述:“我昨日用一日之力,做成一篇告墓祭文,把我一年多蕴积的哀痛,尽情发露。”据此可知,此文乃是9月28日写就。而一向日成数千言、以行文快捷著称的梁启超,撰写这篇千字短文却格外持重,不但是“做了一天”,而且“慢慢吟哦改削,又经两天才完成”(10月3日信)。目前出现在嘉德、曾经由梁思顺后人收藏的祭文手卷,末后的“任公记”,落款时间正是“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即夏历八月十三日撰书”,证明确实是初稿写出两日后,方才定稿。

  这篇经过梁启超反复“吟哦改削”的祭文,明显是作为“传世之文”经营的。不但写得精心,而且,按照惯例,“祭文本来该焚烧的”,梁启超却舍不得。他借口“我想读一遍,你妈妈已经听见”,决定将原稿交给当时在加拿大的梁思顺保存,并特别交代,“将来可装成手卷”(9月29日信)。于是,我们看到,嘉德征集到的梁启超亲笔书写的告墓文,正是以手卷的方式呈现,卷末的“任公记”,也题写了“八月十六日辰时告墓读讫/寄美洲付顺儿永存”两行文字。梁启超还嘱咐思顺,与同在加拿大的梁思庄读完后,要立刻钞一份寄给在美国的梁思成与梁思永传观;甚至要求:“其中有几段,音节也极美,你们姊弟和徽音(按:指林徽音)都不妨熟诵,可以增长性情。”(9月29日、10月3日信)足见任公先生对此文的珍爱。

  不知何故,这篇梁启超如此看重的文字尽管在1936年3月编成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已出现,却竟然失收于同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辑录梁作最多的《饮冰室合集》。笔者所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已将其录入,依据的底本出自1925年10月发行的《清华文艺》第一卷第二号;近日检索“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又查到当年10月11日的《晨报星期画报》第六号也曾发表过《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这应当就是梁启超写与思顺、思成等信中所说“《晨报》已将稿钞去”的结果。由此也可以推测,梁启超9月29日信中原说,“过些日子我有空,还打算另写一份寄思成”,最终应没有兑现,因四日后补写的话中,既告知《晨报》取稿,梁也同时交代思顺,“如(《晨报》)已登出,成、永便得见”,故思顺也不必将祭文再抄寄两个弟弟了。这也间接证明了,在梁家姐弟中,惟有思顺得到了这份告墓文的手稿。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无论是在手卷抑或两处报刊上,都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以通常祭文的格式抄录不同,除发端一段表达祭享的套语外,韵文部分居然采用了现代诗歌的分行呈现。尽管一般而言,“祭文的语言,是不拘一格的,或用韵语,或用散体,但以用韵语为常”(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4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可即便是韵语祭文,在传统文类中也归入文而非诗。梁启超刻意改变文体的性质,其中必有讲究。

  按照梁启超1922年在南开与东南两所暑期学校讲授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所区分:“文章可大别为三种:一记载之文,二论辩之文,三情感之文。”(《改造》4卷9号)而“尽情发露”“一年多蕴积的哀痛”的《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自然应属于“情感之文”。梁启超也正是这样认定的,在向子女解释为何哀辞延至一年后才成稿时说:

  情感之文极难工,非到情感剧烈到沸点时,不能表现他(文章)的生命,但到沸点时又往往不能作文。即如去年初遭丧时,我便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0月3日信)

  在梁启超看来,“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考虑到“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因此,《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只讲了“记载(述)之文”与“论辩之文”,而另外推荐了一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以供对“情感之文”有兴味者“拿来参考”。至1925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的记录稿经听讲者整理出版,也本此意附录了该文(《(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版)。由此可见,任公先生实际是将“情感之文”视作韵文的专长。

  本来,所谓“记载”、“论辩”、“情感”都是从内容分类,韵文、散文则属于形式之别。古人论祭文,已明言其为“祭奠亲友之辞”,“以寓哀伤之意”(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祭文》),“祭故旧以道达情意为尚”(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祭文》)。也即是说,与诔文尚应记述逝者生平事迹不同,祭文重在抒写哀痛之情,故正合乎梁启超所谓“情感之文”。而配上韵律,又能够加强情感的激荡,祭文之多出以韵语,道理在此。梁启超只不过进一步析离了“韵文”中所包含的文与诗,并有意跨越其间的边界,径直将这篇用韵的祭文写成了分行的诗歌。

  而使用现代诗的分行书写体式,又是梁启超1925年6、7月间热心于白话词创作的尝试。在此期间与胡适频密的交流中(仅6月22-26日,梁即写与胡适四信,录词八首),梁氏抄请胡适评赏的十馀首词作,便一律为“用公(按:指胡适)写法”(6月22日《与胡适书》),即“付以新式符号”(6月27日《与林志钧书》)的分行体。延续这一实验的兴致,两个月后,梁启超再把新式标点与分行过段的现代诗歌形式特征,扩展、带入古老的文体——祭文,从而改变了其文类属性。《清华文艺》因此明确地在“诗歌”栏刊出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这当然是秉承了任公先生的意愿。于此,我们也真切地见识到情感打破文体边界的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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